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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桐筆記】1918前后的李叔同︱傳統經典新解

2019年03月 19日 17:25 | 來源: 揚州網 | 揚州網官方微博

■ 謝青桐

“五陵裘馬最繁華,看盡長安陌上花。歌舞霎時齊放手,一枝禪杖一袈裟。”

這是民國學者馬敘倫先生當年贈弘一法師的七絕三章之一。

在李叔同身上,讓人有太多的意想不到,這樣一位奇人和畸人(他和另一位近代文化人蘇曼殊被稱為“南社兩畸人”),居然會不小心輪回世間。意想不到,二十文章驚海內,集詩、詞、書畫、篆刻、音樂、戲劇、文學于一身,在多個領域,開中華燦爛文化藝術之先河;意想不到,他把中國古代的書法藝術推向了極至,樸拙圓滿,渾若天成;意想不到,在日本留學六年,為了實現文藝救國的理想抱負,萃選了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元曲等中華文學名篇,或沿用古調雅韻,或譜以西樂新聲,匯編而成《國學唱歌集》,印刷成冊郵寄回國,推動了中國新音樂的興起與發展。他的詞曲被廣為傳唱,無論是激昂慷慨、風云壯志的《祖國歌》,“上下數千年,一脈延,文明莫與肩”,還是溫婉清麗、離情別恨的《送別》,“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意想不到,學貫中西的他,是第一個將西洋油畫、音樂和話劇引入中國國內的人;意想不到,他在留學東京的舞臺上華彩演出《茶花女》;意想不到,他是曠世才子,是絕頂藝術家,本該落拓不羈,卻偏偏是個最嚴肅、最認真、最恪守信約的人; 意想不到,他在盛年,39歲,世俗的日子過得天好地好,卻決意在杭州虎跑寺削發為僧。

原先一個走馬章臺、廝磨金粉的翩翩公子和多才多藝的藝術家,在奮發有為的壯年,突然遁入空門,一變而為“一枝禪杖一袈裟”的苦行僧。說放下就放下。

“一思量,一回首,不勝悲”,這是人生際遇之悲;“度群生哪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茲為家國離亂之悲;“故國荒涼劇可哀,千年舊學半塵埃”,此乃文化危亡之悲;“朱華易消歇,青春不再來”,又是生命歸宿之悲。悲心,一步步,引他走向寂滅的空境。

從民國元年到五四運動之后的數年內,是20世紀中國苦難最為深重的一段。李叔同出家是在1918年8月。這是近代中國社會解體與重組的時代,在外來政治、軍事、經濟及文化的巨大撞擊下,其社會震蕩亙古未有, 社會處在失范、無序、動蕩、變遷的狀態之中。辛亥革命后十余年中國政局動蕩不安,南北議和、孫文交權、二次革命、反袁斗爭及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日俄列強侵華步步深入,等等。同樣,1918,這個年份也耐人尋味、啟人深思。1918 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年份,這場大戰充分暴露了西方文化的弊端,使曾經對西方滿懷熱情與憧憬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轉而懷疑西方。社會危機帶來的是深刻的文化心理震蕩,連新儒家第二代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對國學文化的危難曾發出過“花果飄零”的浩嘆,憂慮整個中國政治、中國社會、中國文化與中國人之心,已失去了凝攝自固的力量,如一園中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遂隨風吹散。

于惶惶不可終日的時代,于家國之痛,都是奈何的嘆息。茫茫宇宙, 悠悠人生,心靈的家園在哪里? 精神的庇所又在何方?

在那個時代,處于歷史文化轉型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致力于尋求對自我人格、心態的自省與重構,有很多人研究佛學。資產階級改良派與革命派人物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章太炎等人都曾經真誠地探尋救國救民的出路,但他們都從各自的角度接受或傾向于佛教。而且,當時的佛教文化頗受推崇,魯迅也曾一度苦悶與仿徨于佛經與古碑林之間。彌漫于中國近代至五四這段新舊歷史交替時期的佛教文化氛圍,不能不說是李叔同出家的另一個重要外在因素。

但更重要的,是李叔同內在生命的需求。他有搞藝術的天才,卻無理財的本領,在這方面與《紅樓夢》里的賈寶玉差不多。李叔同在現實人生中碰壁之后,空靈虛幻的藝術便可以成為升華與超脫的酵母,與佛門的“ 根器” 、“ 法緣” 通達,將人生推向極致巔峰,便由藝術人生邁向宗教人生,用李叔同的得意門生、民國文化大師豐子愷的話說,叫做“藝術的最高點與宗教相通”。

出家前兩年,李叔同因感塵勞苦重而入杭州西湖虎跑寺洗濯身心,嘗試進行了為期17 天的斷食體驗,并全程寫作《斷食日記》。其后乃有“身心靈化”之感,自此而行供佛、禮佛、誦經、素食等修持,并因自覺如嬰兒獲得新生而更名為“李嬰”。這標志著李叔同的精神生命已正式開始拓展進入新的天地,正在經歷著一番內在的升華與蛻變。與之相伴隨的,這一階段的詩文創作,也從前期對人生際遇的悲嘆,對國家離亂的悲憤,對目睹文化淪陷危亡的悲痛,轉入在悲情超越中對生命價值意義、終極歸宿的苦詣求索與慧光靈悟。

真要出家,李叔同仍有不少掛礙,他的發妻俞氏和兩個兒子李準、李端在津門還好安排,他年輕美麗的日籍夫人雪子則不好打發。雪子曾求過,哭過,甚至還鬧過,但李叔同心如磐石,志定不奪。他給妻子留下這樣一封信:“做這樣的決定,非我薄情寡義。為了那更永遠、更艱難的佛道歷程,我必須放下一切。我放下了你,也放下了在世間積累的聲名與財富,這些都是過眼云煙,不值得留戀的。”

他選擇風情萬種而又古剎林立、開放前沿而又歷史久遠的杭州,或許是一種宿命,在這里完成了生命的煥然一新。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師范的同事、也是至友的教育家、文藝家夏丐尊與他約定“ 吃素一年” , 但李叔同從此未再返俗。李叔同從此變成了弘一。

對佛教學說的領悟令他重新觀照這個世間,一切存在都如同是“苦空無常”妙諦的“現量”顯現。如他在《廢墟》中所寫:“看一片平蕪,家家衰草迷殘礫,玉砌雕欄溯往昔,影事難尋覓。千古繁華,歌休舞歇,剩有寒螀泣。”昔日的盛事繁華在歲月的淘煉中終將只余殘影,“廢墟”意象中寓意著對于世事諸法空幻本性的詩性解讀,藉此無情說法之文字抒達有情生存之悲感。

恍然間,時空幻變中那個翩翩世間才子的身影漸轉依稀,在悲喜無常、成住壞空的塵世廢墟幻滅間,新的生命正在“悲欣交集”中等待著信仰心蓮的綻放,等待著屬于他的歸宿與解脫,也等待著青春時代曾經豪情詠唱的“度群生”的志懷愿力得以真正實現。

他選擇的是修行要求最高、戒律要求最嚴的律宗。他發愿弘揚律學,在佛教諸多宗派中, 律宗是最重修持的。對一個向來隨性、性情散漫的風流才子來說,這種極度自律無疑是艱難的。但他堅信,人,只有自律,才能利他,利他其實就是利己。只有自律,才能成就人生的高度,成就靈魂的高度,成就生命的高度。 

弘一身體力行, 持戒甚嚴。弘一法師黃卷青燈,晨鐘暮鼓,始終保持著“過午不食,寒不逾三衣”的清規戒律。一肩梵典,兩袖清風,三件衲衣,為宏佛法,云游苦行。他將摯友和弟子布施供養的經費,都用于刊印經卷等禮佛諸事。在弘一法師的素菜之中,菜心、冬筍、香菇等都是不吃的,理由是它們的價格比其他素菜要貴幾倍,所以寺里僧眾也只好順他所愿。1941年,他已到福建,朋友聽說閩南叢林缺糧,恐法師糧食不足,便托人給法師捎去千元以供養之,弘一法師慨然以辭。老友夏丏尊曾贈一架美國產的白金水晶眼鏡給弘一,他也將此送給泉州開元寺,以拍賣所得的500元給寺院購買齋糧,他自己卻淡泊無求。他那雙泛黃的布鞋穿了20來年,還是1920年在杭州的時候,一位出家人送的。他用的一把雨傘,也是1911年買的,用了30年;他的衣服、被子都是出家前置辦的,補了又補,是真真正正的百衲衣。若有人送給他好的衣服或別的珍貴之物,他都轉送給別人。他最后遺留下的一件百衲衣,有224個補丁, 皆親手自補。為弘法和修行,他行蹤如浮云, 遍及浙江、福建諸地和上海、山東, 三次大病, 生死置之度外,一息尚存, 顛沛如故。

他一向不受人施舍,潛心修律,放下一切名聞利養,了絕所有與修道無益之俗緣酬應,以大道心律己。弘一法師當年在青島湛山寺第一次開示所講的主題也正是“律己”這兩個字。嚴以律己,寬以待人,這是弘一的律己之道。他平時的持戒,就是以律己為要。弘一法師成為中國佛教律宗的著名高僧,在宗教上同樣被推許為現代律宗第一人,正如趙樸初先生所言:“近代中國佛教,自清末楊仁山居士倡導以來,由絕學而蔚為顯學,各宗大德,闡教明宗,競擅其美,其以律學名家,戒行精嚴,緇素皈仰,薄海同歟者,當推弘一大師為第一人。”

弘一法師為何有此常人無法企及的化人境界呢?因為他貪嗔癡的欲火已經熄滅,諸苦之根源的無明已經消滅,因為他找到了本心,他已然將戒定慧融為一體。所以,弘一法師的律己,不是苦行,也不是難行,而是能行,而是極樂,是自利,更是利他。

弘一法師出家后,摒棄一切俗事,致力于律宗的研究與弘揚,披閱《四分律》和唐代道宣、宋代元照的律學著述,寫成現在佛教流通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所撰其他律學方面還有《在家律要之開示》、《問答十章》、《征辨學律義八則》、《新集受三皈五戒八戒式凡例》、《佛說無常經敘》、《律學要略》等。他在行持上嚴格持守戒律,強調“佛教仍待出家人嚴持戒律才能振興,出家不僅要嚴持戒律,持一分算一分”,并身體力行,奉律至誠至嚴,樹立了偉岸的人格形象,被崇奉為律宗第十一世祖。

雖然出家,但從未阻斷對蒼生的愛,對家國的情,對人間的濟,對世事的慈,對生命的悲。佛學是弘一法師的最終歸宿,而儒學是其文化苦旅的最初啟程,走得再遠,但原鄉是無法完全忘懷的。

自幼來自富庶家庭里經史子集書香雅韻的積淀熏陶,令儒家文化中傳承悠遠的憂患意識深蘊潛涵于李叔同多才敏感的心靈之中。無論是孔孟經典中的君子之憂、仁者之患,還是詩經楚辭中的高士之悲、騷人之嘆,這些古往今來的仁人志士對于家國苦難、民生之艱的深沉悲憂與摯情感懷,在李叔同早年歲月的濡染熏陶中,在他的文化基因記憶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跡,也成為他日后人生悲情超越拓進的文化淵源。他在文化上的出發源地是儒學,或者說是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他在青春時節選擇了反叛,即由儒學而西學、由中國經學而西方藝術;他的心靈歸宿是佛學。他在“人生三層樓”的攀登,從文化的角度是一個儒學到西學再到佛學的文化苦旅。

弘一法師是“出家的儒者”,儒家文化“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的古訓深深積淀于他仁厚的內心,他的入世與出家就是在遵循著先圣的格言。而儒家“內圣外王”的框架,即使是在他出家之后也對其有深深的影響。對弘一法師來說,那種對“外王”層面的關切,不是像個體的聲色、情感、家庭、功名、利祿、聚散那樣說放下就能放下的。財產、妻女、名譽地位、文學藝術都是身外之物,甚至自己的身體也是虛幻的存在,但不能不常懷愛國之心,常存救世之念,常留仁義之情。這是大師的大愛、大師的慈悲之所在。

他不愿別人稱為“才子”,平生最反感的就是這點。他認為,被人稱為“才子”,不是什么光榮的事情,甚至是一種侮辱。“才子”自古都是和輕薄、輕浮、輕狂、輕慢聯系在一起的。而他已經到了厚重的年紀,他要成為一名厚重的修行者。年輕時被人譽為才子還可以沾沾自喜,而立之年后,再被稱為才子,就說明你依然保存著“幻想、浪漫、詩意、文藝氣質、脫離實際”這些不踏實的特征。人到了一定年紀,一定要成長為厚重的長者,靠的不是才情,不是風流倜儻,而是心性、美德、修養、智慧、自律,無論他是學者、專家,還是工匠、農夫,厚重比什么都重要。才子的特點是“自我”、“小我”,而厚重長者的特點是“無我”、“忘我”、“大我”。就這樣,曾經多才多藝,文學、戲劇、音樂、美術、教育無所不通的的弘一法師,拋卻了他擅長的諸多藝術門類,他和與身俱來的才子習氣一刀兩斷,而唯獨留下書法這一愛好。

他早先的書法,造詣早先已是絢爛之致,遁入空門的弘一,書風突變,表現出澹泊寧靜、不落一絲塵埃的出世之美。他書寫的《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筆筆氣舒、鋒藏、神斂, 充滿了佛門的無爭、寧靜和淡然超脫的禪意。既然已出家,六藝皆棄,唯書法不舍,并將書法之法與佛教佛理集為一體,利用書法的實用性和審美性將其作為佛家寫經的載體,以達到自己“寫心”的目的,將心中大道至簡的佛法在書寫中運用到淋漓盡致。“弘一體”質樸、簡淡的書法美學特質本身也蘊含著大師對佛教的參悟與體會,充溢著佛教美學的研究價值。

“悲欣交集”是弘一法師的臨終遺書,寥寥四字,卻玄機無窮。正像他的出家是留待后人不斷猜想,或許是永遠也猜不透的謎一樣,“悲欣交集”四字的真諦我們只能從各自的角度去理解。

弘一法師在圓寂前,口述遺囑時特意叮囑身邊護法的妙蓮法師: “遺體停龕時,要用小碗四個,填龕四角,以免螞蟻聞臭味走上;應逐日將水加滿,以防螞蟻又爬上去,焚化時,損害了螞蟻的生命。”他在臨終之際想到的,只有對生命的珍愛、尊重、慈悲。

在紛爭不息的亂世,在名韁利鎖的紅塵, 弘一法師堪稱為佛門龍象,他究竟開解了多少欲海中迷溺的心靈?這個基數應該是不小的。他涅槃了,靈魂卻久久盤旋于大地之上,遲遲不肯飛向西天極樂世界,依然滿懷著悲憫,俯瞰這不完美的娑婆人世,為苦苦掙扎的眾生默默祈福。

弘一法師圓寂前偈云:“ 君子之交, 其淡如水。執象而求, 咫尺千里。問余何適,廓而亡言。花枝春滿, 天心月圓。”

【作者簡介】

謝青桐,江蘇揚州人,生于1970年代,文化研究學者,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主要專著《江湖有酒廟堂有夢》、《越過重洋越過山》、《詩詞年代》等。


責任編輯:煜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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